观点|腐败亚文化的“朋友圈”有哪些？
从出生到上学，从毕业到工作，从生病到退休，当人们面对这些重要“关口”时，最初总会面临两难选择：是坚持反对请客送礼，还是找关系让事情办的更容易些？不少人会选择后者，仿佛老师不收礼，家长不开心；医生不收红包，患者不放心；领导不收礼金，下级更忧心。当这种对腐败暧昧不清甚至产生依赖的生活方式由个别变为普遍时，就会形成集体无意识，最终演变为腐败亚文化。在这张社会关系网络中，“圈子”的破坏力不容小觑。
有人说，当今人们生活在不计其数的圈子里。腐败亚文化的一个特点，便是将人“圈养”，圈子少有公平、正义、秩序等约束，隔绝了现代社会的规则与契约。
人们常说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。能“靠”的人，归纳起来无非出自这两个人脉关系圈：宗族圈和熟人圈。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，所谓“血浓于水”。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文化，固然能唤起人们的历史感、道德感和归属感，进一步增强宗族内的凝聚力。但宗族观念的过度强化也容易造成宗族腐败。
传统观念中的“封妻荫子”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等观念，为宗族腐败埋下了引线。一些时候，官员家属仿若多了一层特权的光环，行事无往不利，或成了被追捧奉迎的对象，无不缘于此。最近几年，“家族腐败”并不鲜见。有的腐败，是儿女“坑爹”；有的腐败，牵出“贪内助”；还有的腐败，是“打虎亲兄弟”。
腐败亚文化从血缘关系扩散到了非血缘关系圈，就形成了熟人圈。中国是个熟人社会，人们形成了“有事找熟人”的观念，民间甚至有“人托人能搬动泰山”的说法。社会交往中存在各种关系，如朋友、同僚、老乡、战友等。这些关系对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良性影响，但在“朋友多了路好走”“熟人好办事”等观念的影响下，熟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扭曲，暗中进行利益输送，容易滋生腐败。
因为人情社会并无公平正义的规则，一切规则仅凭人际关系，说到底，就是某些人制定的“特权”和潜规则。
在宗族圈和熟人圈，血缘和人情成为腐败的纽带。圈中人只要彼此存在共同利益，便可任人唯亲或达成钱权、权色交易。在这个圈子里，遵纪守规的人被视为“傻老帽”，削尖脑袋找关系的人被视为“有本事”。人们常说“规矩是人立的”，因此可以因为血缘、人情绕开正义的程序，私设“小灶”，乱闯“红灯”。社会的诚信和公平被打翻在地，责、权、利的界线模糊不清；因为潜规则的存在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翻越“人情”的栏杆。对于腐败，也不再嫉恨，而是希望化为己用。日复一日，腐败亚文化的流毒便愈积愈深。
攀着历史的枝蔓上溯，不难发现，官场是腐败亚文化的滥觞和温床。一些官员权力心过重，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玩弄权术，勾心斗角。
天津市委原常委、副市长、市国资委原主任杨栋梁和天津市委原常委、滨海新区原工委书记皮黔生为了争夺某些国企的主导权，就曾展开数年的明争暗斗。官员因利益之争，产生了矛盾。而有的官员，却因为利益均沾，官官相护，相互包庇和袒护，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和帮派。仇和从江苏调往云南时，就把之前跟他的秘书谢新松一并调至昆明，担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。仇和被免职当天，谢新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。
这些人奉行“团团伙伙”，任才举贤只看自己圈内人，排斥圈外人。这种“圈子文化”和“山头主义”祸害不浅，从现实来看，“以势交者，势倾则绝；以利交者，利穷则散”。以“势”和“利”筑起的小圈子并不牢固，比如周永康庇护下的“秘书帮”，最后的结局是一损俱损。
在官场圈，还有一种“换手抠背”的现象。“换手抠背”的本意，指人背心瘙痒，自己的手挠不到，于是借他人之手解瘙痒之疼。在官场，是指两地官员相互利用彼此资源办事，进行权权交换，有时甚至没有很明显的违纪违法行为。
广东陆丰人社局原局长陈慧敏和陆丰市财政局原局长张某之间就是“换手抠背”，相互安排对方的子女“吃空饷”。最终，陈慧敏因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，张某也被移送司法机关。
在腐败亚文化的“朋友圈”里，官场圈里的人有权，商人圈里的人有钱。在当下的商业模式中，商业资本一般需要取得政治资源的支持，双方同为利益，一拍即合，这便使得官场圈与商人圈相互交织，催生了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，形成了腐败亚文化的发酵圈。
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山西女富商丁书苗勾结，山西、湖南的“官煤勾结”……这些官商圈子的“联盟关系”，无一不是政府官员滥用公权进行赤裸裸的钱权交易。商人有官员罩着，不仅办事方便，不该办的事情也能办。
官员除了通过下批文、招投标给商人“行方便”，有时简单到只需“打招呼”。滥用公权力成本如此之低，违法者自始至终甚至没有道德的堕落感和犯法的压力感。刘铁男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期间，通过“打招呼”的方式让他人获得了广汽集团的4S店指标，而这次的好处费达到了1000万元。一个“招呼”，竟价值如斯!这个“招呼”的底子里，恰恰就是典型的权力寻租，亦是腐败的深渊。
“拿人钱财，行人方便”，是官商勾结中最常见的现象。有的官员不拿商人的钱财，却要商人为自己“行方便”，利用企业老板帮自己跑官，意图权换钱、权换更大的权，贪权的野心逐日膨胀，最终自食其果。
现实中，不少商人热衷于跟官员交朋友，官员也少不了结识商人，只是应当秉承一个“度”字。交往有度，则进退自如；一旦失了本分，官商“朋友圈”异化为“利益圈”和“腐败圈”时，一只手已伸进冰冷的手铐，一只脚已踏进监狱的门槛。
两种文化的斗争面对腐败亚文化的种种陋习，大家若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，甚至成为其拥趸，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深受其害。清除腐败亚文化，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
今天的时代，腐败亚文化为何仍然存在?但凡存在，一定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。之前我们分析过，官本位、特权思维、熟人社会、关系哲学，都是孕育腐败亚文化的母体。今天这些都还在，所以腐败亚文化依然活得滋润。
不少人把腐败亚文化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，安之若素。这种无意识比有意识更可怕。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，“久而久之，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”。
没有一种败坏比风气败坏更具杀伤力。在腐败亚文化的长期侵染下，人们会丧失一些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，比如当有人升迁时，不是想到他的能力有多突出，而是去猜测他的后台有多硬。而廉政文化与腐败亚文化的抗争，任重而道远。
现实发现，治理贪腐行为，尚有法可依；但清除腐败亚文化，现有法律似乎没有明文规定，“无从下手”，又不能仅靠个体的道德自律。现代社会的经验启示是，廉政文化只有与法治文明、制度文明相结合，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行为主导；腐败亚文化只有失去了官本位和关系社会的土壤，才能逐渐枯萎消亡。
“熟人社会”是“关系社会”，“陌生人社会”是“契约社会”。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“熟人社会”过渡到“陌生人社会”，后者的社会治理依靠的是法治而非人情。权大于法，是腐败亚文化滋生的根源；法大于权，才能扼住腐败亚文化的“七寸”。
规范和制约权力，需扎紧“制度的笼子”。我国的规章制度倒是不少，但弹性较大。比如有些审批事项规定了法定期限，1天到60天，但具体什么情况下要用多少天并未说明，这就留下了“关系”的操作空间。制度“牛栏关猫”，腐败亚文化就会寻隙而入。腐败亚文化的长期存在还与一些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关。由于缺乏详细的权力清单或是权力过于集中，一些官员就会故意刁难，变现权力，捞好处。正常管道走不通，办事群众只好用潜规则开道。当脆弱的制度遭遇利益诱惑时，就有人会铤而走险。
既要“激浊”，又要“扬清”。“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，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”。顾炎武的这句话，也为清除腐败亚文化开出了“两步走”的药方：首先要“激浊”，即持续高压反腐，形成反腐败的长效机制；其次要“扬清”，通过反“四风”等作风建设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，重塑社会文化心理。
现在民众普遍的认识是，目前我们距离“不想腐”还有相当距离，腐败的制度环境和心理基础仍然存在，腐败亚文化仍继续冲击人们的认知下限。有观点认为，反腐如不能持续高压，腐败一旦反弹，将更为猛烈。因此，要清除腐败亚文化，实现海晏河清，重塑社会文化心理是必经之途。
“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”是官员的本分，民众在评价官员时没必要过度拔高其政绩，更不可因其政绩而容忍其贪腐行为。前不久落马的广东省环保厅原厅长李清曾为潮州百姓办过不少实事，案发后，有当地百姓甚至认为李清的某些违规操作是为了百姓工程，不应算腐败。正是这种纵容态度让贪官有恃无恐，民众应纠正此类认识偏差。
民众对自己的腐败亚文化顺向也要“零容忍”。遇上了事儿，别总是先想着找关系、走后门，前门未必就堵了，何不正大光明地走前门?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法不责众，跟风送礼，甚至认为送个几百元的红包不算什么。一名赴港定居的内地妇女给香港一名官员写感谢信时，附了100元港币，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。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，最终酿下祸端，正可谓“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”。清除腐败亚文化，要从每一个人做起，正如罗曼·罗兰所言，“我们要征服的不是高山，而是我们自己。”
(摘自《组工文萃》2016年第六期)
稿件来源：《廉政瞭望》